一、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1、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1918年5月，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一周年之际，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三个预备”即：“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进入二十年代，他又提出把“谋个性之发展”列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并将上述几个方面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一句非常响亮的口号。在此后几十年的活动中，黄炎培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职业教育的目的、定义做过许多说明和解释，但总是把这两句话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一概括，集中反映了黄炎培的世界观、社会政治观点和他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与理解。
（1）为什么说这一概括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呢？在黄炎培看来，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求生”，即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任何一个人又离不开其他人而孤立生存，即所谓“孤生不能，生亦寡趣，乃求群。”就是说，在求生之外，第二大需求即是“求群”。为了求生，就要具备维持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能力、知识、技能。由此，人类就产生了求知的欲望。而求群的本能是人类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用黄炎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赋我以知，更赋我以爱。”把求知欲望和具有同情心作为人类两大天赋的本能。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黄炎培认为，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纷争不得安宁，最根本的原因是物质条件的限制（用现在的话讲是资源的有限）。每个人都是一生下来就要使用有限的资源（吃、喝、住），获取不到这些资源，就要发生争执，从争执到抗争、再到战争，必然是人类互相之间的杀戮。在互相争斗、杀戮的过程中，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就渐渐地泯灭、丧失了。于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大千世界，惨祸遂伏其中。所以，在黄炎培看来，“人类间唯一大问题，是‘全生去杀’。古今中外宗教家、政治家、法律家……一切主义，一切学说，都是从这基本观念产生出来。”而要解决这样一个全人类的大问题，途径何在呢？黄炎培认为，“从客体言，在增进所以供给生活需求之分量与效用；从本体言，在广其知以大其爱。二者之间，因果存焉。所求既给，则爱他心油然而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黄炎培开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从客观上讲，要努力增加人们所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的供给，即是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从人类主观上讲，要努力提高自己驾驭自然、掌握科技知识的水平，只要这样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供人们消费的产品；同时要“大其爱”，努力培养、发扬人类固有的同情心。他说，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那就是，人们的生活欲望得到满足了，那么，人们之间的同情心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我们知道，黄炎培是一位虔诚的人道主义者，他从儒家学说中吸取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民爱物思想，认为儒家的这一基本观点于情于理都非常适当；他也服膺过佛教普救众生的伦理哲学，他曾经说过，自己人生基本观念的形成得力于释伽牟尼的一句话“吾生为一大事而来！”在黄看来，所谓的大事，即是“自度度人而已。”即自己认识人生的真正意义，同时也启发别人认识人生的真正意义。而当他接触了二十世纪之初传到中国来的进化论之后，他又成为这一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即相信人类社会在不断前进，后来者总是要超过前人。这样，他力图把进化论的“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观点与从儒家学说中吸取的仁民爱物、佛教典籍中宣扬的普救众生等观点糅合起来，做为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这样一种理论建构，恰恰反映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呼唤变革而又缺乏勇气，惧怕改变的软弱特点。在他看来，职业是增进人们知识、技能，提高人们生产、生活能力，从而增进社会总供给的最好手段；而教育则是保持、扩充人类同情心的最好办法。教育与职业的沟通、结合，必将“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样，职业教育在全世界推广了，人世间的一切不幸、一切罪恶、一切争斗和惨变，统统都会消失，“全生去杀”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黄炎培的提倡职业教育，是深深地受到他的世界观，即他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总的看法的支配的。
（2）为什么说“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也反映了黄炎培的社会政治观呢？我们在前面曾多次谈到，黄炎培之提倡职业教育，最初的动机是受刺激于整个社会生计之恐慌，各种事业之不发达和广大青年学生的失学和失业。试图通过提倡职业教育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这些困难问题。几十年间，黄炎培从创办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机构到试办农业改进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职业教育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标始终未变，那就是坚持把职业教育的重心放在平民百姓这一头，面向中下层民众和失学失业青年学生。他曾说过这样一层意思，整个社会就象一个花瓶，其重心是在下边，如果重心上移，花瓶就会倾倒。“因劳工占社会大多数，一切问题，皆以大多数的平民为重心。”职业教育就是要“解决平民问题。”为此，他在职业教育的所有活动中，都把平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比如说，1918年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为什么把校址选在上海市西南区，就是考虑到这一地区老百姓“贫困无业者，较它处为多。”在这里办学对他们的子弟施以适当教育有利于改善其生活。职业学校的招生原则明确规定为“应收寒素子弟”，“费用务求减轻。”中华职业学校成立后最先开办的专业是铁工和木工两科，为什么最先开设这两科，这是因为经过调查他们得知这两个专业与一般百姓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又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能。以后，为了帮助失学青年和提高在职店员、中下层公务人员、职员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和其它地区创办了大量的职业补习教育机构。工作重心始终在社会的下层。我们都知道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他曾斥巨资创办厦门大学和集美地区的一批学校。黄炎培与他过从甚密，私交甚厚。1924年黄曾与陈通信讨论职业教育问题，黄在信中十分委婉但也是十分坚定地劝陈说：“弟更愿先生将用于中等以上青年之财力（当时陈主要资助厦门大学），略事节缩，以用于中等以下青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此中不少天才，徒为境遇所困，无由发展，为培养人才计，为尊重人道计，似宜注意及此。”这几句话说得情真意切，黄炎培关注贫苦民众子弟，主张职业教育面向社会下层的感情得到充分体现。
（3）“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作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也体现了黄炎培对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在黄炎培看来，教育是一种前人将所获得的知识、技能、经验传授给后人，后人在模仿中获得改进，或进而有所发明、创造的社会活动。人之需要接受教育，一是为了治生，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本领；二是为了乐生，即使生活丰富多彩。为了实现第一个目的，教育必需提供给人们以直接谋生的能力和互助合作的素养，因此，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也许在初时为非职业的，而最后必为职业的。”这种教育观是对封建教育思想的一种有力抨击。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把教育置于不识人间烟火的地位，认为受教育是为了出人头地、做高居于普通民众之上的人；而把受教育与解决吃饭问题、谋生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主流价值观，似乎是不值一顾的。为了实现第二个目的，教育必需适合每个人的才性，为将来从事与他性情相适宜的工作做准备。正是从以上两点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出发，黄炎培反复强调，职业教育不仅求供需相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且求才性相近，既“使百业效能赖以增进”，又使人“获得职业的乐趣”。使人养成“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情感”，实现个性的和谐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黄炎培职业教育目的的提出，确实是受其世界观的制约，同时，也充分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观和对教育本质的基本认识。他所精心构建的这个理论体系，有其合理的一面，如强调教育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主张教育要关注贫苦民众的生活、生计问题，教育要适合学生的个性等等；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职业教育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2、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是：社会化、科学化
黄炎培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和科学化。这既是他几十年间办职业教育的宝贵经验的提升和总结，更是他在长期职业教育活动中所遵循的办学方针。
所谓社会化，说得白了点就是办职业教育不能关起门来，而要走向社会。黄炎培多次说过，“办理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即办某种学校。”“职业教育的原则，着重在社会需要。”办什么学校，设置什么专业，开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完全要因地制宜。在教学方法上，特别注重实习和训练，并注意到农村和工场、企业、商店去实地考察。对职业学校的教师，他主张要充分利用职业界的人才；甚至在校长的选择上，明确提出，除了要有热情、学力、德行和经验外，“还要加上一件，就是社会活动力，”“职业学校校长资格所最不相宜的，怕就是富有孤独性的书呆子。”1926年以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活动。”以后，他更把这种社会化称作是职业教育机构的唯一的生命。他说：职业学校“最要紧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失之则死，是什么东西呢？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社会化。”
黄炎培把社会化称作是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可见在他的心目中，社会化是何等重要！为什么会有这种认识呢？这是因为他看到了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与社会生活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更严格地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应该说，这种认识反映了伴随着大工业生产而出现的职业教育的本质特点，无疑是十分可贵的。在具体的办学实践活动中，从专业设置，课程开设、招生对象及人数、培养规格，直到职业道德标准的制订，无不建立在详细周密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之上。在黄炎培的倡导之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与社会各界沟通联络的制度。其中之一即是，每年定期邀请工、农、商、金融、教育各界专家集会，征求他们对人才需求和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意见，了解社会需求，以期改进工作。即使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学校颠沛流离，这种制度也坚持下来。黄炎培反复告诫人们，“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理想家和书呆子去干的。”这句话，可以说是他几十年经验的高度概括！
所谓科学化，用黄炎培的话讲就是，“用科学来解决职业教育问题”。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有点不着边际，什么事不用科学能解决，但认真思考一下，确是针对性十分明显。在黄炎培年看来，职业教育的所有工作可以归纳为两大类别：一类是物质方面，一类是人事方面。前者如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贸等各类专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选择编写，教学训练原则的制定、实习设施的配置等等，这些都要力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通过调查研究，经过实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要充分尊重科学精神，体现科学态度，不能头脑发热，随意跟风。后者（人事方面）则是要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进行职业教育机构的自身建设。他指出，要按照职业的不同性质与人的性格、兴趣和天赋的不同，替他分别种类，来确定谁适宜做什么，谁不适宜做什么，尽量做到事得其人。早在192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就参照德国的仪器，制成七种职业心理测验器，在招生时使用，开职业测验之先河。黄炎培力求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纳入科学化的轨道，注重调查研究，注重试验，勤于总结，逐步推广，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而形成一套从职业陶冶、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到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的系统理论和灵活多样化的制度，力争做到“人尽其才”，“事得其人”“工作重效能”的好传统、好作风。这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一个民间教育机构，在旧中国那样恶劣环境下得以生存下来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
3、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是：“手脑并用，做学合一”
我们知道，黄炎培作为一个从封建教育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对传统知识分子轻视实践、崇尚书本的恶习十分反感，他自己曾身体力行在青少年时代就愿意做一些在一般读书人看来根本不屑一顾的事情。他曾说：“社会积习重士而轻农、工、商，贵劳心而贱劳力，千百年养成之，非一朝一夕所能返。流毒至极。”他认为，这种流传千百年来的成见是职业教育的“大难”，是存在于人们心理，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时不在起作用的“暗礁”。另一方面，从晚清以来，中国就开设了实业学堂（政府是从1904年以后）。从办学要求来讲，这些学堂是培养农、工、商各类实业人才的。但是，这些学校“非教以农工商也，乃教其读农工商之书耳！”在黄炎培看来，以往此类学校的弊端在于课程设置重理论而轻实践，学生富于欲望而缺乏能力。换句话说，学生眼高手低，不适合社会需要。正是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和清末以来办理实业学堂存在的问题，黄炎培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要手脑并用。”反复强调，“单靠读书，欲求得实用知识和技能，……是万万学不成的。”明确把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作为职业教育最基本的教学原则。
在实践中，他力图通过各种制度建设来保证上述原则的贯彻落实。比如说在中华职业学校的招生简章上明确写着：本校特重实习，学生半日授课，半日工作，务期各种技能达于熟练。一些专业还具体规定“每周授业时间均为48小时，其中上课24小时，实习24小时，但至必要时于休息时间亦得课以实习。”学校开设银行、商店、实习工场供学生用，同时与社会相关单位建立固定的联系。在教师聘用方面他提出，最理想的教师是既能教理论同时又具有职业经验并能动手者，在二者不能兼备的情况下宁可聘用有职业经验者。在招生方面，主张尽量选招那些家长有某方面职业经历的学生进入相应的专业学习。学生入学后，要填写《誓约书》。《誓约书》上第一条就写着：“尊重劳动”。学校明文规定：学生除半日工作外，凡校内一切洒扫清洁招待等事，均由全体学生轮流担任。学校不用一名校役。师生进校一律短装（当时社会仍穿长袍），男同学光头，女同学短发，以便于操作。对于学生学业考核，还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即是学生修业期满后只发修业证书，而不发毕业证书，必须在工作单位实习一年并考察合格后，再回校领取毕业证书。中华职业学校用象征双手万能的符号作为校徽、校旗以及学校工场产品的商标，学校教室、礼堂高悬着黄炎培手书的“劳工神圣”的匾额；学校校歌的歌词是：“用我手用我脑，不单是用我笔；要做，不单是要说，是我中华职业学校的金科玉律。”就这样，黄炎培力图从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保证上述原则的实施。
黄炎培曾在一次讲话中说明了自己的良苦用心。他说：“上海是工商世界，中国读书人，顶怕用手，除了写字和穿衣吃饭上茅厕外，简直就象天没有给他一双手似的。在糊里糊涂中，把社会分作两下；一是号称士大夫的，是死读书老不用手的；一是劳动者，是死用手老不读书的。好罢！我们来矫正一下，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拼起家来。要使人们明了世界文明，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做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我们亲身做工，同时还要用书本来阐发做工的原理和方法。”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样一些重大的教育原则上，黄炎培能达到上述认识的高度，并努力贯彻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之中，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作为直接为农工商各界培养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强调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应该说比普通教育有更强烈的针对性。黄炎培提出的“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在今天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黄炎培先生哲嗣、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社长黄大能先生曾有一段回忆，说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曾在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读书，他父亲坚持让他转入中华职业学校土木专科学习。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沪江大学是美国教会所办，贵族化气氛浓厚，许多有钱人，用汽车接送子弟上下学。黄大能回忆说，根据父亲的要求，他在中华职校土木科学习三年，深得“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益处。毕业后到粤汉铁路实习，一年内从设计到描图、晒图，绘成图纸上百张，受到局长、总工程师的表扬，说他“不逊于大学毕业生。”
4、“敬业乐群”：重视职业道德教育
注重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概念，从内涵上讲，应该包括职业技能的教授学习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二者缺一不可。离开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职业教育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他反复强调，“有人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个己谋生活，这种误会，不可不注意。职业教育……不仅是为个人谋生的，而且是为社会服务的。”而就职业道德培养训练的内容而言，在他看来，“第一要义即‘为群服务’。”后来，他更明确地把职业道德教育的内涵概括为“敬业乐群”四个字。
所谓“敬业”，就是一个人热爱自己所学习的职业，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很强的责任心。用黄的话讲就是“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黄经常教育学生，不要看不起自己所学习的职业，他说，“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
所谓“乐群”，是指“具有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即指个人情操的丰富优美和团体协作精神的培养。为什么提出这两条？前者是针对职业教育容易偏重于职业技能训练，忽视个人情操的培养，会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枯燥乏味、身心发育不平衡；后者则是针对中国士人缺乏团体意识，注重私德而缺乏公德的弊端而发。“乐群”，就是要培养合作精神、团体意识。为了贯彻上述思想，在黄炎培主持下，中华职业学校制定和完善了职业道德教育标准，把“敬业乐群”具体化。首先制定了各个专业共同的标准，如：认识职业之真义在服务社会；养成责任心；养成勤劳习惯；养成互助合作精神；养成理性服从美德；具有稳健改进之精神；养成经济观念；养成科学态度，等等。同时，还针对不同专业的特点制定了各自的道德教育标准，如，农科专业；须保持乡村淳朴的风习；充分养成农夫的身手。商科专业：养成敏捷、决断的能力；充分发挥信实的美感；养成注重社会状况的习惯以及良好的礼貌，等等。
黄炎培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是与他对职业教育社会职能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在他看来，职业教育是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而人们对自己职业的理解、热爱和强烈的兴趣，是激发其事业心、创造力和积极性的重要动力；个人道德情操的健全发展，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和谐一致，不仅是个人生存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消除人类社会一切“惨变”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黄炎培强调职业道德教育，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众所周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影响至深且远的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远未消失（迄今为止，也很难说已完全消失），人们仍然以读书作官为荣，以读书做工为耻，也正因为如此，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提倡为农、工、商各界培养做事的人才，在社会上，甚至在教育界也遇到强大的阻力，有人公开把职业教育称作是“吃饭教育”是“作孽教育”，一般青年读书之后也不愿意去从事动手的工作，唯高等学业是求。曾经在中华职业教育工作的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在调查了江苏、浙江一带的职业教育情况后十分感慨地说:：“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益以科举遗毒，乃愈积重难返，谬见牢不可破。闻职业教育之名而不生其蔑视之心者几希。”黄炎培提倡职业道德教育，不仅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必需，而且，也是力图以此来抗衡和消弥这种封建教育观念的深远影响，其积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以上四个方面，职业教育的目的，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职业教育的教学原则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构成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当然，在几十年的职业教育活动中，黄炎培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也在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他自己实践活动重心的转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就上述几方面而言，其主要内容并未发生过大的变化。也可以说，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所获得的认识成果，是在职业教育领域，黄炎培先生留给后人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今年是黄炎培先生诞生128年，也是他首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89年。明年将迎来中国最早成立、而且是最具影响的民间职业教育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90周年。我们在这里重温黄炎培先生有关职业教育的一些基本观点，回顾中华职业教育社90年间丰富多彩而又艰难曲折的历程，目的是为开创新时期职业教育的新局面而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和营养。
世易时移，人世沧桑。黄炎培先生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提倡、推广职业教育时的国内环境、国际环境、他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今天的国内外形势和面临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黄炎培先生呕心沥血在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采取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方法、措施，现在看来，也未必件件都是适合于今天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大家冒着酷暑来这里学习讨论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学习研讨其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在今天仍然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里我想引用黄炎培先生在90年前考察美国教育时所说的一句话，他在总结中、美两国教育（也可以说是东、西方教育）诸方面的不同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凡此不同之点，皆本于其思想，而方法从之。故方法不足究，亦不胜究也。愿治教育者究其本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学习、借鉴美国（或者是西方）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具体的方法，因为方法是学不胜学的，往往因时、因地而异；重要的是要探讨隐藏在诸种方法之后的思想，这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我们今天学习黄炎培先生的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恐怕也需要这样一种学习态度。最主要的是理解他职业教育思想中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在讨论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之后，我觉得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他职业教育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正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我把这些特点概括为三种精神，即“自尊自立，择善而存”的探索精神；“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创新精神；“关注社会，了解社会”的务实精神。下面分别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1、“自尊自立，择善而存”的探索精神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通过向西方教育先进国家学习，藉以改革传统封建教育，实现教育现代化，以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这几乎是所有进步教育的共识。黄炎培与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之从儒家经典的研习转而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根本动力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强烈危亡感，是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共和国的美好愿望。但是，在教育上向外国学习什么，如何学习？并不是仅有良好的动机就能正确解决问题的。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黄炎培就在一篇文章中对20世纪以来我国教育界学习外国的历史状况作过一个简略的回顾。他说：“十五年以前，当欧洲大战的中期，有一群留美学生回国，大谈其国防。何以故？为美国提倡国防故。二十五年以前，一群留日学生，大谈军国民教育，何以故，为日本正提倡军国民教育故。可是不久，便什么都没有了。……蜂的眼前是花，采到了，酿出来，却不是花而是蜜；蚕的口中是桑，吞下去，吐出来，却不是桑而是丝。因为蜂和蚕都有它的特性，会充分表现它的能力，绝不胡乱模仿人家。”在差不多同时写下的另一篇著作中，他更明确地把这种态度概括为“精神上须不失自尊自立，方法上还需择善而从。”“自尊自立，择善而从”，可以说，这正是黄炎培在几十年的教育活动中，结合中国实际，借鉴外国教育，不断探索所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从而形成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以职业教育的提倡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大发展，为接受和容纳这一新的教育形式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要使这一新的教育形式在一个封建教育传统势力深厚、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基础薄弱的国度里生根发芽，决非易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1915年黄炎培赴美考察教育时看到美国职业教育发达，深感找到了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对症良方。但是，他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当时美国的职业教育，而是内心时时存在着一个“我”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之考察教育也，所竞竞于心者不敢忘一我字，盖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为我也，非为他也。以故足迹所至，苟的咫闻尺见，其所发第一念即‘与我之比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对此当如何’。”可以说，这正是他对于职业教育这个“舶来品”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在以后的职业教育活动中，无论是理论上的研究宣传，抑或是实际工作中重大措施的采取，黄炎培都力求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因而使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开展的各项活动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密切关注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及时地把国外新的理论、制度、措施、方法介绍给国人，并首先在自己的事业中进行试验，因而，使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各项活动，始终能与当时欧美各国保持大致同步的状态。二是特别强调职业教育要面向中下层人民，注重职业道德训练，致力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使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各项职业教育活动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欧美各国职业教育把解决择业问题作为重点不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业教育活动，从一开始就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首位。如前所述，黄炎培所提出的职业教育的目标，第一条即是“使无业者有业”。黄炎培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平民身上……即办职业教育，亦无是处。”在他们所举办的众多职教事业中，从校址的选择，科目的设置，到课程的增删，生源的选择，都力求使中下层人民及失学失业青年受益，获得一技之长，为谋生之准备。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不久，有人非难黄炎培说，他是想用职业教育来使中国的教育“欧美化”。黄炎培气愤地驳斥说：这话从何说起！我们之提倡职业教育是有感于我国的生计问题，并不是要赶什么时髦！即时就职业教育而论，欧美提倡它重点在于使人们选择一种合乎自己兴趣的职业；而我们提倡它，重点则在于使无业者有业！同样是提倡职业教育，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和特点，怎么能说是抄袭他们呢？
再以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训练为例，其具体内容更是显现出黄炎培努力结合国情的良苦用心。他自觉地意识到我国社会心理、文化背景等诸方面与欧美各国的不同；同时，更意识到，与中国近代工商业不发达、资金匮乏、难以寻找合格的师资等困难相比较，广泛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些陈腐观念，如鄙视劳动、读书作官、重道轻艺等等，对职业教育开展所形成的负面作用更大。因此，他所主持制定的职业道德教育的具体内容有强烈的针性，如“尊重劳动”、“职业平等”、“为群服务”、“手脑并用”等等，反复强调灌输，力图用新的职业观、价值观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扫清障碍，而这些举措，与欧美职业首先训练的内容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始终瞄准欧美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而又力求在职业教育的侧重点上，在职业首先训练的具体内容上，在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范围上反映中国的国情，体现中国的特点，这是黄炎培几十年间在提倡职业教育中不懈探索、一贯追求的目标。
这就启示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借鉴、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都要立足于本国的国情。不能借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置中国的国情于不顾，盲目照抄照搬，结果是欲速而不达；也不能因标榜自力更生，而闭关锁国，拒绝接受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教育，无论是职业教育或者是高等教育，都要受两种基本要素的制约，其一是受这种教育内部发展规律的制约，比如说，高等教育有高等教育内部的规律，基础教育有基础教育内容的规律，等等；其二是受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处在今天的信息时代，盲目自大、闭关锁国的观念早已失去了号召力、影响力；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充分接受国外先进理念、先进制度的同时，努力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象黄炎培那样，心里时时存在一个“我”字，而不至舍己从人。
2、“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创新精神
在我国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任何一位教育家，要想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得到社会的承认，除去他的理论学说、办学实践活动自身的影响之外，他个人人格的感召作用，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黄炎培在旧中国倡导职业教育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声势，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能够作出一定的贡献；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一个私人发起的民间教育团体，能在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而不改初衷，得以存在下来，黄炎培本人的人格，他的忘我献身精神、他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的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的情操，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从1902年在家乡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川沙小学堂算起，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生涯中，黄炎培亲手创办、主持或参与创办主持的教育文化机构，总数达百种以上。在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蔽、军阀横行、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中，教育工作，不仅报酬低微、工作辛苦繁重，而且困难重重。资金问题、师资问题、社会舆论的责难，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动荡不安，都没有动摇他矢志教育的决心。在辛亥革命前家乡的办学活动中，为了在经费极为拮据的条件下办好学校，取得社会信任，他身为学校总理（校长），兼授数门课程，却分文不取报酬，一家人的生活靠分送乡试闱墨的收入维持。辛亥革命后，许多人以革命功臣自居，以作官、作议员为目标，他却谢绝了蔡元培留京协助部务的邀请，并两次拒绝北洋政府让他作教育总长的任命。为了给中华职业教育社募集资金，他曾冒着酷暑，多次往来于南洋各岛。与国内、特别是上海实业家更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经他手募集的资金何止数千万元；而他自己却甘于清贫的生活，以至于在六十多岁之后要靠卖字、卖文，低价出卖自己多年珍藏的书籍来维持生活。他经常以“利居众后，责在人先”自勉，不徒虚名，不慕高位，清心寡欲，操守廉洁，追求一种“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精神境界，砥励私德，热心公益，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而奋斗不已。
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中，黄炎培力求不拘成法，努力创新。从民国初年提出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主张，到1917年首创中华职业教育社，1926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从办小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职业学校，到职业指导所、职业补习学校、农村改进试验区。有人讥笑他喜欢赶时髦，喜欢翻弄新花样，他却丝毫不为所动。黄炎培曾多次谈到他改号的原因。他原号“楚南”，去日本流亡时，改号为“韧之”，他自己解释说，韧字的意义，刃是刀，韦是牛皮，用刀割牛皮，要有一股韧劲，表示了与清政府斗争到底的决心。辛亥革命后，又改号“任之”，他解释说，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认为应该担当的责任，毫不推诿，勇于承担，善始善终；另一层意思是，对于别人的议论、非难，听之任之，随它去，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就要进行到底。综观黄炎培的教育活动，人们可以指出，他的理论体系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他的实践也确有失误的地方。但是，他与时俱进，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永不满足的勇气；失败了不灰心，受到挫折不气馁的精神，却正是他特有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与他的献身精神，与他的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的情操交融在一起，形成一股无形的巨大力量，紧紧地凝聚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进步实业家，不懈地奋斗了几十年。可以说，这是他教育思想的第二个特色，而这一特色，在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大力倡导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今天，特别值得大力弘扬。
3、“关注社会，了解社会”的务实精神
在为数众多的近代教育家群体中，很少有人能像黄炎培那样，注意从宏观上研究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关系；很少有人能像黄炎培那样，强调社会调查对举办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更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一生之中亲自做过那么多次的国内外社会考察和教育考察。翻阅黄炎培遗留下来的大量论著、讲演、札记、诗文和信件，我们感受到一股强烈的重视实际、讲究功利、强调社会调查的气息充溢其间。
从宏观上研究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整体关系，是黄炎培始终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如前所述，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的信奉者；但他与当时的许多教育家不同，从不标榜教育是一种“清高脱俗”的事业；更不幻想离开社会去孤立地发展教育事业。他总是把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思考的。他常说，“离社会无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之教育，必察所处为何种之社会。”我们前面说过，他一生中在国内外进行过多次教育考察，而每次考察，他都是举凡社会生活的一切问题，例如宗教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民业种类之差别、物价工价之消长以及风俗习惯之异同，稻梁菽麦、年景收成，等等，他都曾给予关注。在以后从事职业教育活动中，他更进一步提出：“讲教育一定要从经济上着想”，“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社会化”等许多至今仍然闪耀着智慧之光的科学命题。可以说，也许正是由于黄炎培对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才能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比别人更敏锐地触摸到近代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他才能在与别人大致相同的客观条件下，首先起而倡导职业教育，筚路蓝缕，前驱先路。
这种宏观上的认识，体现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就是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性。早在辛亥革命前作江苏省教育会调查干事时，他就跑遍了全省的三分之二的县份。辛亥革命后，他“发愿遍游各省”，对全国教育作一番调查。据统计，在当时全国有28省，他在24个省份留下了足迹，通过调查所得，为众多的省市草拟了发展教育的规划。至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各项活动，更是建立在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把教育工作者接触实际、了解社会，比做医生的查病因、开处方，看做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基本功。这样一种见解，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这些从事职业教育的人来讲，仍然是非常深刻而具有指导意义的。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受旧文化薰陶20多年的教育家，黄炎培能够如此强调教育的社会性、实践性，并身体力行、贯彻始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黄出生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其父黄叔才不慕功名，喜欢漫游，喜“经世致用之学”，做事精明强干，对黄颇有影响。还在家乡时，他就常被邻里请去做办红白喜事的帐房，他事无巨细，调度有方，对当时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的此类事情，他却干得兴味十足。17岁以后独立挑起家庭生活重担，作过塾师，当过店员，生活的磨练使他对“农作之勤劳、生计之艰辛，吾深知之，且深悯之。”青年时代受知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实业家张謇。蔡元培的爱国激情、科学态度和高尚人格；张謇考中状元之后却下海从事实业、从事教育，冲破世俗偏见的勇气和务实精神，都使黄炎培敬仰不已、师事终身。1905年以后，他通过江苏省教育会的活动，以后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的活动，结识和联络一大批当时上海、江苏以至全国的实业家，并且保持了终生的联系。所有这一切家庭、师友和社会交往的影响，交织在一起，熔铸成他重视实效、不尚空谈的气质，使他能在较大程度上摆脱封建知识分子轻视实践、不识人间烟火的陋习，形成自己思想和作风上务实的鲜明特色。而这一特色，对我们今天从事职业教育的领导和教师而言，真可谓是一剂良药！相信在座的领导和老师们在这方面有着比我深刻得多的体会和感受。
综上所述，黄炎培先生“自尊自立，择善而存”的探索精神；“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创新精神；“关注社会，了解社会”的务实精神。我想这三点是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都是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同志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我们要研究、学习他创建的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要借鉴他在几十年职教活动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方法和经验，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三种精神更重要。具体的制度、方法、措施是因时、因地、因人而易的，而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务实精神却是任何时代、任何事业都需要提倡和发扬的。
